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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国际经济环境挑战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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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晓涛 徐微茵

  “十四五”时期,中国外部国际经济环境较“十三五”期间会更加复杂和困难,呈现三个“时期”叠加的特征,两个“新常态”的趋势,中美经贸关系成为最重要的“逻辑主线”。

  特征:三个“时期”叠加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稳定性始终较差、恢复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需求相对不足、供给相对过剩,本轮危机以来呈现的“生产端持续扩张、消费端停滞不前”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十四五”期间,全球经济增长正处在本轮周期的底部,经济增长乏力,除了逆全球化因素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化、劳动生产率下降、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冲突和战争、收入差距扩大引发的国家内部矛盾等均是其影响因素。

  后特朗普1.0(或后特朗普)时期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优先”战略、各种国际组织退群、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以“保护人权”等为借口的对华敌视等总体遏制趋势不会改变。“十四五”期间,经济、高科技领域等的脱钩还会延续。未来无论两党谁执政,其对华方式难以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策略、以“退”谋“进”获取自身利益的总基调难有大的调整,对中国的抑制政策只是在程度上和形式上有所差别,“摩擦-谈判-再摩擦-再谈判”会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常态,科技战呈愈演愈烈之势。

  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产生深远影响,“十四五”期间,全球价值链面临剧烈调整与重构,全球化由经济福利为主要逻辑的经贸关系紧密相互依存向更加现实的国家主义路径转变,国家间体制与模式较量更加剧烈,全球治理模式开始新探索。主要经济体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恶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加速重塑商业模式和经济发展。

  发达经济体维护“经济和产业安全”的产业布局调整方向进一步清晰,各国新兴和战略产业实现全产业链布局将成为趋势。生命安全、政治安全、供应安全被计入经济成本中加以考虑,主要经济体将把医疗、粮食等事关安全的产业纳入战略考虑,推动对关键产业的价值链就近布局。“经济区域化”极有可能取代现有的全球产业布局和分工,美国着力打造的美洲自贸区、欧盟推进的泛欧洲经济区和亚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渐成三足鼎立之势。

  趋势:两个“新常态”

  中国外部国际经济环境呈现两个新常态,一是中美双边关系和全球经贸格局进入艰难重构期,这是国际经济与全球治理的新常态;二是面对逆全球化,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红利失速成为新常态。

  第一,紧缩的外需。出口紧缩与国内去产能、去杠杆等产生叠加效应,将给中国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突出的地区带来更大下行风险,尤其是对外贸易活跃的沿海地区、园区和企业等影响更大。第二,规则调整的压力。中国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削减国有企业补贴等诸多方面将面临来自美国的高标准压力,也有可能同步面临其他发达经济体效仿美国提出的类似“公平贸易”等要求。第三,国际资源利用的障碍。日欧已宣布建立零关税自贸区,如果美国与欧盟也达成协议,将使发达经济体逐渐形成零关税贸易圈,势必会给中国降低关税带来更大压力。

  逻辑主线:中美关系

  “十四五”期间,从全球格局来看,国际形势多变急变、黑天鹅事件多出迭出趋势不会变,未来中亚和中东欧地区国家领导人选举和更迭有可能成为新的黑天鹅事件。中国与美国在经济科技领域从“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向“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转变是中国外部国际经济环境演变逻辑主线,美国对中国态度与行动呈现由单边限制转向战略结盟的倾向,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去中国化”趋势明显。

  (作者张晓涛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徐微茵系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