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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2017年4月20日 09:04 作者:常修泽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笔者认为“人民主体”与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应系统把握“人”的三层内涵;把“人的发展”红线贯穿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体系中,排除两种本位——“物本位”和“官本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必须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四个维度分析

  ——理论维度分析:“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并称这是“新社会的本质”。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最高价值。

  今天讲的“人民主体”与马克思“人的发展”之间可以并存。在前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三个“人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特别提出了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实维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是摆脱“权本位”和“物本位”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物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抛弃传统的“物本”和“官本”思维,用“人本”思想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克服“物本位”和“官本位”,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国际维度分析:世界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6)指出:人类应避免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即:(1)无工作的增长,指经济增长未能制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甚至恶化了就业形势;(2)无声的增长,指经济增长未能带来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3)无情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财富的扩大带来了新的贫困阶级;(4)无根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对文化多样性造成破坏;(5)无未来的增长,指经济增长对生态、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日益关注人自身的命运问题。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状态的能力,人文关怀是人类共同的文明。

  ——从未来维度分析,“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是适应新阶段国人需求变化的必然要求

  总体上估计,到2020年中国已经完成“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新的阶段,人民群众将会提出与以往不同的需求,这类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所以,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必须要“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设法适应并尽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有尊严生活的新期待,切实如中央所倡导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认识并把握五大发展理念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但是笔者研究发现,目前社会不少人是从“物本位”和“权本位”的角度理解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把“五大发展理念”解释成物质财富增长的理念,这里依然把人看成积累物质财富和执行权力意志的工具。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2007)中讲过一段话:“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此处所谓“文化的人”并非一般概念的“文化人”,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文化的人”,故笔者用两个“引号”以示区别。

  按照马尔库塞的阐述,“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习近平《之江新语》中“‘物化’的人”与马尔库塞“‘物化’的人”有某种契合之处,即:“人退化到物的境地”。

  受习近平《之江新语》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两书的启示,笔者意识到,对“五大发展理念”内涵的界定,不应该只从“经济发展”一个向度,而应该从“能动的、全面的人的发展”的更高向度考虑问题。

  “山高人为峰”。一旦能从“能动的、全面的人的发展”的高度研究“五大发展理念”,就会发现“五大发展理念”是由“人的发展为核心”这一根本性指导理念引领的。离开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这一根本性指导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

  结构转型或结构性改革是新阶段的重头戏。如何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或结构性改革?笔者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试图把“人本”思想这条主线,贯穿到中国六大结构中,得出如下结论:

  ——需求结构: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

  投资、出口和消费历来被认为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但近几年来居民消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下滑趋势,2014年居民消费率只有37.7%,而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了消费率,出口这驾“马车”也长期挤压消费。要“释放新需求”,特别是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横向看,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68%),也落后于处在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比世界平均水平60.4%(2012年)落后20多个百分点。纵向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居民消费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4年的37.7%,降低了10个百分点。

  因此,笔者主张,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是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中拉高居民消费率,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第一位的问题。

  ——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需求侧释放新需求相对应,在供给侧要“创造新供给”,尤其是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其中亮点是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服务业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现代化的标志之一。2012年美国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8.6%,德国和日本也接近70%,全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为70.2%。2016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为51.6%;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42%,而美国2010年就达81.2%,可见中国服务业落后之一斑。

  未来服务业将成为中国最大的产业。从“十三五”规划期开始,中国将成为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据估算,“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占比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56%—57%左右,2030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60%以上,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这将是中国经济结构历史性的变迁。

  如何实现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6%—57%左右的目标,从而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按照“人本型结构论”的观点,下一段服务业发展要坚持“双线推进”:一条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条是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根据“补短板”的要求,尤其要加快发展以金融、物流、研发、设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2015年笔者深入产业调查,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当滞后,其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些工业企业已经将物流、研发、设计等剥离出来,有的提出要把企业打造成“装备服务商”。新兴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要特别关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要素投入结构: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

  前些年,中国在迈向加工大国的过程中,要素投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物本主义”倾向。正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主义倾向,导致严重的结构性扭曲。同时,劳动力价格被低估,也是中国作为加工大国内在的一个深层矛盾。

  如何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笔者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架,即三个层次、五个体制。三个层次:以千千万万个“创客”和企业创新为基础,以产业创新为栋梁,以国家创新为制高点;五个体制包括作为创新体系基础的创新型科技人才体制,作为创新型人才摇篮的创新型教育体制,作为真正的创意之源的人的“心灵放飞”体制,作为创新制度保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以及相应的配套型资金体制,其中作为创意之源提出的“心灵放飞”观点受到学界的首肯。唯如此才能使中国由“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

  ——资源环境: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

  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协调配套。为此,笔者提出四条线路。其一,技术线路——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控制和减少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其二,结构线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其三,规制线路——通过法令、税收(如环境税)等政府管制或社会强制手段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其四,产权线路——通过建立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环境产权机制等手段,用市场的办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以上四条线路中,特别要注意从制度角度,即从产权角度来研究和推进绿色发展。环境产权实则涉及“环境人权”问题,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城乡结构: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鸿沟

  新型城镇化是人本城镇化,实质和精髓是促进人的发展。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来5年“人的城镇化”有望每年增加1.7个到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7%~48%,将有1亿多农村转移人口解决户籍问题而成为新市民。这将为他们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方面带来明显进步,作为新市民将获得同样的尊严,获得新的城市文明。这是人的一次新的解放。

  ——区域结构:瞄准区域人际协调,避免“板块群体碰撞”

  探讨区域结构,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的发展格局(寻求区域协调以避免“板块碰撞”),而且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格局,在开放中确立区域发展战略。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结构转型:需求结构要瞄准提高“居民消费率”及相应的“民富支撑”;供给结构(产业结构)要瞄准与人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要瞄准人的“心灵放飞”和万众创新;资源环境要瞄准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要瞄准填平城乡之间人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要瞄准区域人际协调,以避免“板块群体碰撞”。只有这样,结构转型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新阶段社会发展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社会发展,重点是四个问题:就业问题;收入问题;“劳权”实现问题;“社会共生”问题。

  就业和再就业

  就业乃民生之本。尤其是在结构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就业和再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拓宽市场安置渠道。当前可将结构性改革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结合,构筑新的劳动力就业体系。

  在这方面,视野应该开阔。例如,中国服务业发展不够 ,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差距更大。前面指出,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42%,而美国则是81.2%,虽有阶段不同的客观因素,但也可见中国服务业就业空间之广阔。

  收入分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是见物还是见人?多年来中国以GDP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城乡居民——人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却不同步。

  利益分配格局涉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方面对此颇为关注。总的讲,应实现 “国民共富”,但在民富一时相对短腿的情况下,根据“十三五”期间着力“补短板”的精神,应强调“民富优先”。一方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两个同步”;另一方面,在社会各群体之间,通过“提低、调高、扩中(未来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达到总人口的50%以上)”以及采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使穷者不能再穷、富者可以合法致富并予以调节,同时扩大中产阶层,最后达到社会共生、共存和共富。

  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及其制度安排

  人力产权由三大部分构成: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和技术产权。目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技术产权和管理产权争议不大,但劳动力产权的实现尚未被认识。对企业中的劳动力产权,也可实行“劳权”的“期权制”。这可以认为是“劳权资本化”。

  为了使人力产权所有者和资本产权所有者都能有尊严地劳动、经营或投资,造成劳资双方能够“公正博弈”的局面,要有相应的保障性制度安排。为此,需要建立三大利益攸关者即劳方—资方—政府“金三角”制度架构 。人力产权所有者(特别是劳动力产权所有者)可以以工会的形式与资本要素所有者进行平等谈判和议价,政府只作为中立的一方来监督谈判的过程。由此涉及工会的转型问题,我们的工会要转变成跟资本管理层并立的真正代表“劳权”力量的工会组织。

  实现社会共生

  “社会共生论”这个概念,是笔者在2013年10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的。有三个要点,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产必须扩大。穷人不能再穷是一条底线,富人不能出走也是一条底线,中产必须扩大是一个目标。三者的比例大体应为1:3:6。

  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目前中国农村最穷的人口大约是5千万。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同时疏通草根阶层的上升管道。

  第二,富人不能出走。2016年美国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向境外投资者颁发Ebz-5(一种投资移民签证)9974张,其中,来自中国移民获7512张,占75.52%。

  第三是中产必须扩大。中国亟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也是中央多次释放这一信号的重要原因。

  中国正处在社会的大转型过程中。只要我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推进新阶段的社会良性发展,就能达到共生共享共富的目的。

编辑: 李晓芳